李进教授在ASCO2014上做口头发言,报告了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的III期临床研究,并接受了《肿瘤瞭望》的采访,分析该研究的意义,分享参会心得,建言我国肿瘤学的发展。
Video Player is loading.
Current Time 0:00
Duration 0:00
Remaining Time -0:00
This is a modal window.
The media could not be loaded, either because the server or network failed or because th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Beginning of dialog window. Escape will cancel and close the window.
End of dialog window.
李进教授在ASCO2014上做口头发言,报告了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的III期临床研究,并接受了《肿瘤瞭望》的采访,分析该研究的意义,分享参会心得,建言我国肿瘤学的发展。
《肿瘤瞭望》:您在本次大会上报道了阿帕替尼的一项研究结果,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研究内容,这项研究的结论将对我国胃肠肿瘤的治疗产生什么影响?
李进教授:首先谢谢您对这项临床研究的关注,阿帕替尼的临床研究主要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的秦叔逵教授和我共同牵头的,得到了全国38家大型医院的研究者们的大力支持。
这个研究主要是探讨针对胃癌晚期、已经失去标准治疗的患者,如何应用抗血管形成的靶向药物,阿帕替尼(其针对VEGFR)进行治疗。研究中(入组的患者)是所有化疗都失败之后的患者,也就是说患者要接受过一线、二线化疗,甚至于三线以上的化疗,(治疗失败后)才能够进入研究。
这个临床研究证明,用抗血管形成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同样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特别是对于这些经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的胃癌患者,仍然能够延长总体的生存期。经过统计发现,延长的生存期在55天左右,接近两个月。而大家都知道胃癌是严重威胁中国患者的一个疾病,同时因为胃癌对化疗和放疗相对不敏感,而且异质性很强,所以胃癌的治疗这么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而我们有接近两个月的总生存的延长,实际是给用靶向药物治疗胃癌打了一个强心针。过去五年中我们有四五项大型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这个研究第一次证明抗血管形成的小分子靶向药物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不但是总生存期,同时无疾病进展生存期也有所提高,而且还增加了有效率和疾病控制率。而最终我们能够为那些化疗失败的患者提供又一个选择。这是我们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果,这样一个结果预示着在未来对于中国的胃癌患者,可以应用阿帕替尼进行治疗。其实我们这项研究是在国际上第一次证明,小分子抗血管形成药物在晚期胃癌患者中有效。这不但是对中国患者有益,未来对世界胃癌的治疗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目前,这个抗血管形成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也已经在韩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开展。我相信,在未来因为这个临床研究的阳性结果,会给国际上胃癌的治疗带来一些帮助和借鉴作用。相信这个研究能够使得中国更多的民族企业在这方面奋起直追,不但是在胃癌,甚至是在肠癌、肺癌、乳腺癌上有更多的研究,为中国的肿瘤患者造福。
《肿瘤瞭望》:分子靶向药物是本次大会的讨论热点,这种治疗方法在肿瘤治疗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抗EGFR和抗VEGF的争论也是本次大会的关注点,能简单比较一下这两种药物吗?
李进教授:我觉得分子靶向药物是世界的潮流。分子靶向药物是在化疗药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的。化疗药物的靶向性不强,所以毒性较大,疗效也不能让我们满意。而分子靶向药物是在当今,世界生物学和肿瘤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疗方法,它的作用点非常强,而且它的毒性非常低。所以说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您提到的针对VEGF和针对EGFR的两类主要药物的比较,今天也有临床研究在大会上报道。这个争议其实由来已久,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不应针对个别药物做过多的临床试验去比较它们的疗效,应该从更广的范围去证明这些分子靶向药物,而不要去针对某一个产品,孰强孰弱。我们不应该花过多的精力和过多的社会资源在药物之间的竞争上做过细的工作,而应该就分子靶向药物本身进行研究,如何把这些产品的优点发挥到漓淋尽致,让它们为更多的患者提供生存期的延长和提供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个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肿瘤瞭望》:在过去50年中ASCO作出了很多努力,您认为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您对本次ASCO有何体会?
李进教授: ASCO走了五十年的历史,对全世界临床肿瘤学的进步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ASCO的主导,没有全世界肿瘤学专家的共同努力,就没有今天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也不会有这些在肿瘤临床治疗方面的巨大发展和成果出现。对于ASCO在历史上为全世界肿瘤学所做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过去的50年当中,实际上我也只参与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最近的十几年当中,我个人觉得有几项临床研究,特别是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在抗击肿瘤的艰难历程中做了重大的贡献。当然在21世纪初期,一些第三代化疗药物的问世也曾经为抗肿瘤学的进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走入了分子靶向治疗时代,更希望于分子靶向式的一代一代地为肿瘤患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伊马替尼的问世,这在胃肠间质瘤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而且是第一次证明分子靶向药物对肿瘤治疗的有效性。正是由于伊马替尼的问世才使得我们现在更加重视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
第二个重大的发现我觉得应该是ALK融合基因的发现,而克唑替尼治疗可以使得ALK基因阳性患者的生存期得到非常巨大的突破,这再一次证明分子靶向药物的巨大发展空间。尽管现在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还处于初期阶段,大部分的分子靶向药物的疗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还离我们的期望比较远。但是今天的进步就是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
在ASCO会议上其实有很多重大的进展,很多大型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给我们临床实践提供了依据。所以,我认为医学会议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反腐败,就把正常的学术活动也否定掉。这是不正常的,洗澡不能把婴儿也一起泼掉。我们应该去伪存真,把中国学术事业真正通过学术会议能够得到弘扬,能够为中国的肿瘤事业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这才是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医疗界所应该做的工作。
《肿瘤瞭望》:在近年来的国际顶尖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的身影也开始频繁出现,受邀做主题演讲、主持,或是做大会发言,发布最新的研究数据。中国学者在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您看到这样的情景有何感触?这对我国年轻医生和医学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李进教授:谢谢您的这个评述。其实最近这几年,很多中国学者相继接受了美国ASCO的邀请做大会的主题报告、做主持,像吴一龙教授、秦叔逵教授,还有的张力教授和林桐榆教授等,他们的身影都曾经在ASCO会议上出现过,还有我们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同胞们等。在ASCO会议期间有中国人的身影,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在最近这几年当中,我们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频率还是相对少的。就像今年中国大陆来作报告的,也只有我们这个阿帕替尼Ⅲ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大家都觉得替我高兴,能够代表我们的团队,38家医院共同做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我很惭愧,是因为我们在ASCO大会做的报告还是太少太少。所以我希望在未来不远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在ASCO会议的大会上展示他们的研究结果。这是我一个真诚的希望。